“管治危機”考問政府執政能力

2007-12-25 09:44:11    

縱觀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組建以來的兩個月來，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已在多個場合向地方官員提出面臨“管治危機”的警告，要求官員要有“危機意識”，必須以“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作為主線”。而近期接連發生的多起社會事件已逐漸表明，地方政府的種種不作為實際是不能為，地方政府的執政能力已經岌岌可危了……

突發事件頻發凸顯政府“管治能力”低下

最近一個時期，遼寧“蟻力神”造假敗露，數十萬投資者血本無歸；陜西“華南虎照片真偽”事件一波三折；廣州警察開槍打死醫生事件引起輿論質疑；山西、山東、貴州等地礦難接二連三；物價上漲引發民眾不滿；中央實施《招標拍賣掛牌出讓土地使用權規范》，但不少地方政府仍讓他們屬意的發展商輕易拿到大片土地；多年以來，各地民眾不滿地方行政而到上級機關“討個說法”的“上訪”活動有增無減。種種社會事件表明，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，中央政令走不出中南海，政令不通，對地方失控；或地方諸侯對該干預的不干預，該懲辦的不懲辦. 中國各級官員的執政管治弱化，引發層出不窮的社會事件，令中南海高層疲于應對。然而，目前地方政府的不作為實際上是不能為，執政能力正岌岌可危。

十七屆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27日舉行第一次集體學習，主題是“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和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”。在學習會上，胡錦濤提出了當前中國各地出現的“管治危機”，在社會轉型時期，黨和政府的執政能力面臨挑戰.

2007年11月1日，中國有一個新的法律實施，這就是《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》。雖然，這部法律還有不少欠缺，但顯示中國正在試圖用法制化的方式處理社會沖突事件。近十年來，中國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在迅速增加，1993年中國共發生8909宗，此后始終保持快速上升趨勢，1999年總數超過32000宗，2003年達60000宗，2004年74000宗，2005年87000宗，上升近10倍，其中農民維權占3.5成，工人維權3成，市民維權占1.55成，社會糾紛占1成，社會騷亂和有組織犯罪各占5%。

“管治危機”成當前中國社會的一大“毒瘤”

近年，各地執政管治不作為的現象時有所聞，廣東省陽江市無疑最為典型。陽江人最近有一種終于“解放”了的感覺。然而聽說陽江許建強、林國欽兩大涉黑集團被摧毀性打擊，驅散了飄浮于陽江上空的黑社會陰霾，陽江市民卻沒有多少興奮。畢竟，這個好消息來得晚了點，人民早已身在水深火熱之中。黑社會為害十年，當地的父母官都干什么去了？ 陽江這十多年黑社會坐大，直至以黑金秩序控制了整個陽江市的煤氣、水產、水泥、河沙、磚瓦、房產、公路運輸等，幾乎涉及所有百姓民生的經濟領域，以暴力手段壟斷陽江地區的重要經濟命脈，令整個陽江的經濟發展遠遠落后于周邊地區，招商引資總額幾乎不到周邊城市的十分之一，而物價水平卻在人為地急劇上漲。

發展經濟，提高民生福利指數，原本是這個時代地方政府當然的責任，但陽江黑金秩序猖獗到“第一政府”的地位，政府的管治不見了蹤影。難怪人們在問：“是誰坐視經濟發展淪陷于黑金秩序？是誰在坐視民生淪陷于暴利？是誰在坐視人民生命淪陷于暴力？”“黑社會視公權力為無物，本不足為怪，但公權力對黑社會視而不見，堪稱怪中特怪。看著黑社會坐大的公權力，不為同謀，即為失職，何況讓黑社會披上合法外衣，必是腐敗”。

政府管治不力，公共權力或因越位或因缺位而侵權，公民權益無法保障，上訪乃至民間群體維權事件發展呈爆炸式增長態勢。每年的12月4日，官方確立為中國法制宣傳日，以普及法律知識。2007年的這一天，來自各地而聚集北京的訪民，卻將這一天定為首屆“伸冤節”。他們倡議把這一天改成訪族同胞的伸冤節，并表示上訪族也應該擁有自己的節日。

公民維權是公民的利益表達及官民博弈互動下的利益調整。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調查，雖然8成訪民的申訴有道理，但半數以上的案件都沒有結論，反而因上訪而遭受打擊。隨著各種社會問題浮出水面，地方政府管治缺失，更多新訪民涌入北京上訪，群體上訪也越來越普遍。

中國政治體制肌體已出現部分病態和壞死

所謂“管治危機”，是指國家在管理社會秩序的有效性存在問題。它和政治危機、經濟危機是有區別的。政治危機主要是政治結構方面存在的問題，經濟危機則主要是經濟體制和運行方面存在的問題。管治危機主要有兩大因素，一是社會不滿群體的存在，一是管治能力的低下。

“管治”是西方近年來興起的概念。中國在市場經濟改革后管治演變發生的重大原因，是經濟改革后造成的管治真空，轉型社會的復雜性和轉變速度超出了國家系統的能力范圍。由于絕對的權利地位和特殊的制度安排，中國政治體制的肌體已出現部分病態和壞死，如不適應形勢的需要，改革執政方式，就會走向另一次危機。

當前各級政府的管治能力存在三方面問題：一是濫用權力，從媒體披露的事件看，一些地方政府濫用權力恣意妄為，隨意侵害公民權利，違法濫權現象并沒有被執政黨自己及時發現、處理和糾正。如果不是被媒體關注，成為社會焦點，進而由中央高層下令查處，這些問題顯然難以得到妥當解決；

二是政府效率低下，管理代價沉重。中國的政府是世界上工作人員最多的政府，也是權力最大的政府，但其投入和產出的比例很不相稱，很多基層政府負債累累，政府的目的本來是為民謀福利，現實中卻不得不先為自己服務。

三是缺少科學、民主的現代管理方法，管理方法和手段還停留在過去經驗的基礎上，靠傳統的人治、政策、行政命令和運動等方式開展工作。

而一個現代政黨要提高執政能力，就要嚴格以憲執政，防止濫權，提高執政能力，首先要透過法律規范限制政府的權力，以民主途徑發揮人民和社會對政府的監督作用。靠集中權力來加強對官員和社會的管治是行不通的，上面盯著下面，中央盯著地方的效果，顯然不如讓人民盯著政府和官員的效果好。這就需要執政管治的方式有根本改變。

解決中國管治危機要先在克服民眾不滿方面下功夫

因此，要解決中國管治危機，首先要在克服民眾不滿方面下功夫，最基本的就是要建立公平公正體制，建立民意表達機制，允許和鼓勵農民建立農會，工會應該真正成為維護工人權益的組織；

其次，要樹立法制的權威，當下國家司法權力因體制性的原因被地方政治利益化了，司法如果不能與政治特別是政治權力人物保持一定的距離，就是制定再多的法律，最終仍然是人治，不會走向法治，在社會管治方面存在的許多問題，都與民眾對司法不信任有關；

再次，要改進管治技術，提高管治水平，加強國家管治能力，中國的政治發展仍然是在威權政治的框架內運行，而市場經濟產生了不同的社會群體利益，威權政治則不能很好的調節這些利益。這正是目前利益沖突和社會危機存在的最深層次的制度性原因。